在商言商：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商人与

地域与组织：近代中国商人研究的整体性

作者=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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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一书是冯筱才教授研究民国初期（1911-1927年）商人政治参与的代表性著作。无论是研究对象设定、方法路径选择还是理论观点论证，冯著均是与过去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迥然不同，其学术创新精神让人印象深刻。但正因为这是一本创新之作，其可圈可点之处自然也不少，依然存在可以深入探讨的知识空间。

冯著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开宗明义反对过去以上海商人为中心的对象选择，强调个人研究对象是江浙商人。理由是在近世中国，上海是一个最为独特的城市，其政治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程度均是其它都市不能相比的。处此环境中的上海商人又如何能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许多学者欲通过对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来观察商人的政治动向，其难度是极大的。政治之谜中，哪些是商人的“做秀”？哪些又是他们的真意？左右商人行为的种种因素，哪些是上海特有的，哪些又是在别处可遇到的？不作认真深入的考察是很难发现的。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而造成对中国历史割裂的认识，这无疑误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所具有的异于西方的历史本质。

选择江浙区域做此个案，冯著认为主要是基于史料的熟悉与自身的了解，而不是认为江浙区域有着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一是江浙两省在地理上的密切联系、历史行政上的归属以及区域文化上所拥有的众多共同点，使得人们在习惯上便以“江浙”合称。二是江浙两省间商品、金融、信息、人员的频繁流通，使得他们实际上存在某种共同经济利益。而在开拓外埠市场时，江浙商人往往因地域文化的相似更易联成一气，两省以外的人便自然把江浙两省商人视为一体。三是江浙两省商人群体经常也被人们冠以“江浙财阀”、“江浙财团”、“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江浙帮”等等其它名称。这些概念如果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未尝不可，但如果把它们泛化，作为两省商人群体的普遍性概念则切切不妥。盖这些概念均附加了额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成份，容易产生误导。使用“江浙商人”亦是为了尽量减少历史描述中的主观成份。

但是以江浙商人为中心，实际上是很难割裂江浙地区与上海之间的联系的。正如作者也承认江浙的共同纽带因为五口通商后上海崛起而得到极大的强化，上海成为江浙商人最大的事业基地。并且商人的特性，固然有地域的差别，但在职业范围内，商人的共性确实是存在的。可以将观察的视野放开阔一些，包括将上海放在江浙地区之中作一比较，而不能把它“典型化”。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上海商人与江浙商人基于籍贯、行业等共性还是无法忽略的。就研究内容而言，书中第四章重点研究商人与江浙战争的应对，其过程叙述亦包括上海商人在战争前后的重要表现。至于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等人的战争善后工作，书中对此着墨颇多，涉及上海商界筹款、救济、治安等种种表现，更加说明上海与江浙地区的不可分割性。

商人群体作为一种整体性研究，不仅是地域性的，而且也是组织性的，近代中国商会研究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其实近二十年商会史研究还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例如，朱英先生关于近代商会联动机制的最新研究表明，民国前期全国各地商会乃至海外华商会依靠自身独特的组织系统网络，采取联合行动的机制，将全国工商业者以及海外华商联系成一个整体，并通过商会表达工商业者的政治经济愿望，维护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或者针对某个重大事件保持一致态度，共同采取联合行动，表达工商业者的相关诉求。其具体活动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的较广内容，既有对内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交涉，也有对外与外国公使、领事以及国际商会的斡旋，甚至形成近代“民间商人外交”的新趋向。1912年12月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之后，商会的组织系统显然更趋完备，其联动机制随之也更加完善。全国商会联合会设总部于北京，另在上海设立总事务所，在各省省垣所在的商务总会设立分事务所。各省分事务所既是全国商会联合会的下属分支机构，又承担统辖联络本省各商会的职责，这样就使全国各地的众多商会都联结为一个层层统属的整体，亦可称之为全国商会新的联动机制。

文章来源：《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网址: http://www.zgzzgcyj.cn/zonghexinwen/2020/0724/4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