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界线:中国铁路史研究的三十年

张瑞德

近三十年的中国铁路史研究，摆脱了革命史的范式而进入了现代化的范式，最近又有学者试图超越现代化范式，开始关注铁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究。近三十年来的铁路史研究虽然相对于过去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也和其他许多专门史一样，均面临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和日益碎片化的危机。

本文节选自台湾地区学者张瑞德著《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中华书局2020年版)，系作者为老书重版所写的新版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张瑞德著，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

笔者早期在台湾地区出版的两本铁路史著作--《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1987)和《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1991)，在三十多年后居然有机会以简体字的形式在大陆出版，感到万分荣幸。

拙著近年被一些素未谋面的学者谬许为"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向标"，甚至是"铁路史的经典著述"。自是愧不敢当。其实在1960、1970年代的台湾，由于"中研院"藏有总理衙门的档案，洋务运动又是当年的热门议题，关注铁路的学者自然也较多，笔者的研究即受益于李国祁、李恩涵、王树槐、何汉威等师友之处甚多。拙著在台湾出版后，在大陆基本上是无人闻问。直到本世纪初，铁路史的研究在几位学者(包括江沛、朱从兵、马陵合等)的推动下成为显学之一，拙著才稍受关注，并获邀在大陆出版。

三十年的老书要在大陆出版，至少应将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稍加回顾并进行对话。不过由于成果十分丰硕，也不时有学者撰写研究综述的文章予以介绍，故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仅就个人兴趣所及，挑选一些研究成果略加介绍，并列举一些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提供大家参考。由于个人阅读范围有限，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尚希方家指正。

京汉铁路正阳门西站老照片

官僚组织的专业化

亚洲四小龙崛起后，美国学者柯伟林于1980年代后期提出国民政府并不是在战后台湾才扮演发展型政府的角色，其实在战前十年即已是如此。此种说法出现后，激起了大量学者研究国民政府的各种专业机构和政策，影响极大。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例如朱莉即认为专业技术机构(发展型政府的基础)的雏型应上溯至1910年代的袁世凯及北京政府。

其实早在1973年，美国学者墨子刻即曾在其所著《清代官僚机构的内部组织:法律、规范与沟通》一书中指出清代官僚组织已相当专业化:第一，由《漕运全书》和《两淮盐法志》等书编纂官员的学养和资历，显示清代官僚已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化，至少要求具有相关的经验;第二，由六部额外司官的分发实习制度，也可看出专业化的倾向;第三，以盐缺为例，清政府对某些职官要求需要有专业的资格;第四，六部京官重视久任，借以累积经验。墨子刻此书的立论基础，主要是以其对陶澍任两江总督时期的盐政所做研究，具有多大的代表性，颇有问题;所讨论的时段，也仅限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不过，他所提出的论点甚具开创性，引发了后来许多学者的研究。

法国学者魏丕信研究清代政府在灾荒救济、兴办并维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仓储制度，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上所做的努力，发现清代出现了一批行政菁英。这批人不仅包括官员，也包括幕友和其他对行政有兴趣的人，他们积极进取，具有为民服务的责任感，并且自我期许甚高。在刑部，有许多官员甚至是律学名家。徐忠明、杜金研究清代刑部官员任职、办案和法学素养，也认为此时的刑部已是一法律专业化程度颇高的机构。整个清代司法，出现专门化的现象。郑小悠的研究则指出，清中叶以后，清廷对刑部的人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改革，重视久任，刑部司官仕途前程之光明在六部司官中首屈一指，激励刑部官员勤勉读律，是以乾隆以后，官员的法律专业化水平开始突飞猛进，晚清甚至出现以司法实践带动律学研究的风气。秋审处官员尤其精于律例，而与河务、边材并号"专家学"，有明显的技术官僚倾向，在京官中独树一帜，甚至刑部堂官也多由本部司官外放后升转而来，终身不迁。这些特殊的制度和人事安排，均促使刑部官员自我的专业认同增强。和农业相提并论的是河工、水利。自康熙将治河列为三大政之一，两江三省的督抚便开始了对河工的参与，在执掌上被赋予河工的职责，随着地方督抚兼任河道总督的体制在雍正朝形成，乾隆又在官制上予以完善，导致出现两江总督大多为治河专家的现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那苏图、尹继善、高晋等，均有以两江总督或巡抚身份兼任河督的经历，均可谓技术官僚。最近陈恺俊和高彦颐更用技术官僚文化一词，形容清代内务府包衣群体有别于一般文官的专业文化。

文章来源：《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网址: http://www.zgzzgcyj.cn/zonghexinwen/2020/0718/379.html